我们村有个老师,姓陈,教了一辈子书,去年退休那天,学校想给他办个欢送会,他摆摆手说不用,就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,把用了四十年的教案本翻了一遍,最后只拿了一本《论语》走,那书还是他刚参加工作那年买的,封面都发黄了,页角卷着,像一片秋天的梧桐叶。
这事搁现在,可能有人觉得不可思议,一本《论语》能值几个钱?可你要是知道陈老师这四十年是怎么过来的,就明白那本书的分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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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刚教书那会儿,村里小学就三间土房,窗户连玻璃都没有,冬天糊塑料布,他一个人教三个年级,语文数学自然全包,上午给一年级讲“学而时习之”,下午给三年级讲“温故而知新”,粉笔写在黑板上,擦了写、写了擦,手指头都被石灰咬得裂口子,可他从没抱怨过,有人问他图啥,他就笑笑:“教孩子认字明理,这事总得有人干。”
后来条件好了,新学校盖起来了,年轻老师也来了,可陈老师还是那样,每天早到半小时,把教室扫一遍,他上课不怎么用PPT,就爱拿着那本《论语》念一段,然后问学生:“你们觉得这句话放到今天,有没有道理?”孩子们叽叽喳喳说,他就听着,偶尔点点头,或者补一句:“嗯,你说得有点意思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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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年,县里搞教学评比,年轻老师都做课件、录视频,弄得花里胡哨,陈老师就写了一黑板,讲《论语》里“君子不器”四个字,他说,人不能像个器皿似的,只有一种用途,教书也是,不能光盯着分数,得让孩子心里有点根,这话放到现在看,其实挺“不合时宜”的,可你说他错了吗?好像也没错。
他退休那天,不少学生从城里赶回来,有个开公司的学生说,当年陈老师逼着他背《论语》,他恨得牙痒痒,可现在做生意跟人打交道,那些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“言必信行必果”的道理,居然都用上了,还有个当医生的学生说,陈老师讲过“仁者爱人”,她记了一辈子,现在对病人耐心,就是那时候种下的种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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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老师听了,还是笑,说:“我没那么神,就是照着书上教的做。”他说的“书上”,就是那本翻烂了的《论语》。
其实想想,国学这东西,有时候真不是非要穿汉服、弹古琴、背《弟子规》才算,一个乡村教师,用最笨的办法,把《论语》里的道理揉进日常,教了一茬又一茬孩子,这本身就是最活的国学,他没什么高深的理论,也不写论文,可他的学生记得他,记得他念“有朋自远方来”时的腔调,记得他写板书时微微驼背的样子。
那天他走的时候,我陪他走到校门口,他把那本《论语》夹在胳膊底下,回头看了学校一眼,说:“这书我还能再读几年。”语气很平常,没什么煽情。
我突然想起《论语》里有一句:“默而识之,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,何有于我哉?”陈老师可能一辈子都没说过自己“诲人不倦”,可他做的,不就是这个吗?
现在这本书还在他床头放着,听说他每天早上起来,还是翻两页,有时候念出声,有时候就看看,也不干什么,就是看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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